黄式进表示，在全球数字货币监管标准尚未协调统一的过渡阶段，Swift将持续承担全球协调方的职能；稳定币、CBDC本质都是改变了支付载体和技术底层，但无法规避合规审核等跨境支付的核心问题
文｜《财经》记者 唐郡
编辑｜张威
在电影《阿嫲的情书》里，一笔跨境汇款跟随家书穿越国境，往往需要一两个月才能抵达目的地。在现代跨境支付体系中，这一时间被缩短至一两天。
近期，全球跨境支付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宣布将这一时间压缩至37秒。透过Swift新推出的跨境支付框架，一笔从澳大利亚汇往印度的跨境支付仅耗时37秒，而以往的平均时效是一天。
Swift是一家全球性金融报文机构，核心职能是为全球跨境交易提供安全的报文传输，跨境支付、外汇交易、贸易结算、证券和衍生品交易等金融交易指令信息都经由它在全球金融机构之间流转。
由此，Swift也被视为全球金融机构之间的邮差：只送信，不碰钱。
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波动加剧、数字货币和人工智能技术崛起，Swift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慢且昂贵、维护“美元霸权”的基础设施、将被稳定币等数字货币所颠覆……
2026年7月，在Swift一场活动的间隙上，《财经》专访了Swift亚太区CEO（首席执行官）黄式进。在这场90分钟的对话以及后续的文字交流中，黄式进就诸多外部关切进行了回应。
黄式进直言，Swift不慢也不贵。据他介绍，Swift超过75%的跨境支付报文在10分钟内抵达收款行。实际上，约80%的跨境支付时间消耗在“最后一公里”，即从汇款报文抵达收款行，到收款行将资金入账这一过程。
同时，Swift日均处理约6000万笔的跨境报文，每份报文的费用以美分计。
面对稳定币等数字货币试图凭借“支付即结算”特性绕开Swift系统的努力，黄式进直言“绕不开”。
“Swift不把金融科技公司、数字资产平台、区块链网络或新型支付通道视为竞争对手。”在黄式进看来，技术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合规审核、KYC（了解你的客户）、跨境监管报备等核心问题仍然存在，日益碎片化的全球金融体系也需要Swift这样的中立机构来推动互联互通。
“总而言之，在全球数字货币监管标准尚未协调统一的过渡阶段，Swift将持续承担‘全球协调方’的职能。”黄式进说。
（Swift亚太区CEO黄式进。受访者供图）
Swift不慢，也不贵
《财经》：外界一直评价跨境支付“慢且昂贵”，很多用户将这个问题直接归咎于Swift，对此你怎么看？
黄式进：说实话，很无奈。大众的端到端体验最直观，但也最容易产生误解。非业内人士很难理解整个链路及分工，误以为Swift收取高额费用、造成支付卡顿。
首先要厘清一个核心事实：Swift只负责报文传输与行业标准化，不参与资金清算结算，也不收取高额手续费。我们日均处理数千万笔报文，单条报文的收费标准仅以美分计算，成本极低。用户转账产生的高额手续费、服务费，大多是中间行、收款银行、支付机构的服务收费，并非Swift收取。所以在跨境支付新框架中，我们强烈要求所有机构公示收费明细，杜绝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
其次是速度问题。我想与大家分享一组数据：75%的Swift支付在10分钟内到达收款银行，90%在1小时内到达。之所以会有“慢”的刻板印象，核心是“最后一公里”的合规审核、人工核验流程等。很多时候，汇款已经到收款行了，但用户不知道。
当然，各国严苛的合规规则，都源于过往金融风险中积累的防控经验，比如亚洲金融风暴后，多国为防范汇率波动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出台了严格的跨境资金审核政策，这些规则本身具备合理性。
总的来说，Swift不慢，也不贵。
《财经》：但用户只在乎体验。Swift如何应对跨境支付“慢且昂贵”的固有难题？
黄式进：根据我们的调研，跨境支付80%的时间损耗在“最后一公里”： 监管报告要求、各国设置的外汇管控等风控举措、缺少全天候（7x24小时）实时基础设施、人工处理流程等是延缓支付时效的四大关键因素。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才有可能提升跨境支付效率。
过去两三年，我们逐一对接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梳理各地差异化的监管规则、报备要求，共同精简跨境汇款规则，搭建统一的标准化执行手册，明确各类场景的操作规范，进而推出Swift跨境支付新框架，以期实现跨境支付规模化提速。
我们希望通过该框架解决跨境支付的速度、成本不确定性、可追溯性以及透明度四大痛点。让用户端的体验变成：速度更快、资金全额到账、费用透明、全链路可追踪。
今年6月底，Swift跨境支付新框架正式启用，全球已有20余家银行正式上线运行，预计到年底将有更多机构加入。在中国市场，中国银行已在该框架下推出了实时跨境汇款服务“中银即时汇”。首笔交易是从中国向美国汇款，全程不到1分钟。
数字货币绕不开合规壁垒
《财经》：当下稳定币、通证化存款、央行数字货币（CBDC）等数字货币快速兴起，很多观点认为这类新型支付方式可以绕开Swift，颠覆传统跨境支付体系，实现“又快又便宜”的跨境支付，你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黄式进：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数字货币无法绕开Swift的核心价值，也难以替代传统跨境支付体系。
无论稳定币、CBDC还是tokenized deposits（通证化存款），本质都是改变了支付载体和技术底层，但无法规避跨境支付的核心问题：谁来做合规审核、谁来落实KYC、谁来完成跨境监管报备。只要是真实的跨境资金流转，这些合规流程就必不可少，而合规流程天然会影响支付效率，这是技术无法规避的底层逻辑。
全球生态互操作性是更大的壁垒。目前全球各类数字货币运行在不同的链上，美国、欧洲、亚洲的生态体系尚不兼容，技术路径也未必一致，各国出于金融安全、地缘政治风险等考量，也不会无条件接纳他国主导的数字货币体系。
区块链技术特性也存在合规短板。很多人推崇区块链“数据永久上链、不可篡改”的特性，但这在跨境支付中是一把双刃剑。跨境支付涉及大量用户隐私信息，包括姓名、地址、银行卡号等等，用户本身是否放心个人数据上链？同时，数据上链即离岸，直接触碰各国数据跨境、隐私保护等法规红线，这是目前区块链技术无法解决的核心问题。
此外，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性与跨境监管天然冲突。去中心化架构无法精准追溯交易主体，落实监管追责，基本不符合全球跨境支付的合规监管要求。因此，数字货币更多是传统支付体系的补充创新，而非替代者。
当然，数字资产是一个大趋势，与之相关的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也非常具有应用价值。我很难预测未来数字货币会否替代法币。但只要还存在上述问题，各国就需要一个承担互联互通责任的角色。
《财经》：目前，全球数字货币监管标准不统一，将对跨境支付创新落地形成哪些制约，Swift如何应对？
黄式进：全球数字货币监管标准尚未统一、各国规则存在分歧，正在推动全球金融市场走向愈发碎片化的格局。各国在数字资产法律定性、数据隐私保护、反洗钱监管标准、技术架构层面存在巨大差异，不仅抬高了跨境支付的合规成本与技术对接成本，还催生了各类“数字孤岛”，给跨境支付创新落地带来严峻的互联互通难题，同时滋生监管套利风险。
这正是Swift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中独一无二的价值所在。我们不仅是技术服务商，更是全球金融业的协调者与沟通桥梁，致力于弥合不同司法辖区之间的规则鸿沟，打通新兴数字金融体系与传统现有金融体系。
总而言之，在全球数字货币监管标准尚未协调统一的过渡阶段，Swift将持续承担“全球协调方”的职能。
《财经》：Swift也推出了基于区块链的共享账本Swift Ledger。区块链可以同时传递资金和信息，Swift Ledger会否改变Swift只传递信息的定位？你如何回应外界认为Swift试图成为数字金融时代的“全球结算层”的看法？
黄式进：Swift始终保持中立运营机构定位，不发行货币、不托管资金，也不充当结算代理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Swift Ledger是一套基于区块链的共享账本，其设计初衷是构建一个可信的互联互通与业务协同层，在充分尊重各国货币主权与监管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各类央行数字货币、通证化存款与传统法币体系之间无缝互通。
在金融生态系统碎片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多种数字资产正并行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正按各自的路线推进央行数字货币项目，通证化存款、合规稳定币以及其他通证化资产也正在不同基础设施上被开发与部署。
Swift Ledger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搭建，旨在让参与机构共享一份可信视图：明确银行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清晰呈现其已落实资金的支付承诺。
这种共享视图有助于在不分散流动性或损害信任的前提下，实现各类新兴数字金融生态之间的协同、透明支付。
Swift与CIPS不是竞争关系
《财经》：你多次提及Swift的中立定位。当下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多国出现对单一支付基础设施的安全担忧，俄罗斯等部分国家金融机构被移出Swift网络的事件，让行业十分关注Swift的中立性。在此背景下，Swift如何坚守中立性，回应全球市场的安全关切？
黄式进：我们始终坚守自身中立定位，为此团队一直与全球各国央行、财政部、商务部等核心部门持续沟通，强调Swift的中立角色。同时我们也在持续推动全球共识，呼吁将Swift去政治化，让支付基础设施回归服务本源、规避地缘博弈。
此外，我们跟很多国家沟通时也会主动提及，Swift从来不是唯一的跨境支付渠道。作为全球跨境支付生态的一部分，我们鼓励各国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支付生态，通过不同渠道以及适当的应急安排，提升金融韧性与安全性。
《财经》：你如何看待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Swift之间的关系？竞争更多，还是合作更多？
黄式进：Swift与CIPS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一种补充关系，双方都希望在更多领域可以合作。
从二者的角色来看，Swift是全球的安全金融报文传输系统，我们负责报文传输，但不做资金的清算和结算；而CIPS，是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清算结算系统。二者紧密合作是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直通处理，改善端到端交易跟踪，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体验及整体的跨境使用效率。
我本人及Swift核心团队，长期与中国人民银行、CIPS运营团队保持高频沟通，双方的核心共识始终不变：我们希望通过标准互通、生态对接，同时拉高Swift与CIPS的服务体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财经》：市场有一个固有认知：Swift网络中超50%的报文以美元结算，因此Swift依附于美元体系，甚至成为维护“美元霸权”的基础设施，你如何回应这个说法？
黄式进：首先，Swift的数据是公开的。目前，美元报文量占比在50%左右，排名第一，且与第二名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石油等大宗商品结算长期以美元为核心，企业、机构基于汇率稳定、贸易习惯等自主选择美元结算，自然带动美元报文占比偏高，这是市场化结果，并非Swift的制度导向。
从平台属性来看，Swift是完全中立的多币种基础设施，平台支持超过150种货币的报文传输，包括美元、人民币、欧元、英镑、港币等所有主流货币。我们对所有币种一视同仁、无差别支持。如果未来用户选择更多使用其他货币，Swift也能全面适配、全力支持。
《财经》：美元占比过半，会不会让美元在Swift体系中事实上拥有更强的话语权？
黄式进：这种可能性比较低。Swift从成立之初的治理架构，就从根源上规避了单一国家、单一货币的垄断风险。
1973年成立至今，Swift的董事会成员由25位代表构成。这25位代表由各个国家提名，报文量排名前六的国家可以提名2位代表，第7名至16名可以提名1位代表，第17到19名可与其他区域市场联合提名3位代表。
需要强调的是，报文量占比再高，一个国家也仅能获得两个代表席位。例如，当前美国报文量排名第一，拥有两个董事会代表席位；中国排名第六，也是两个席位，其中内地和香港各有一席。
我们也在持续优化公司治理体系，今年10月，Swift将正式启用全新的监督委员会架构：将原有25位股东代表席位，精简到12人-15人监督董事会（Supervisory Board），其中三分之一为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为全球股东代表。
独董无任何利益冲突，能够独立、客观地把控合规、风控与中立性底线；股东代表则按照全球各市场报文体量均衡遴选，从治理机制上实现全球制衡，杜绝单一国家主导。
本次在股东代表的提名方面也有新变化。此前，股东代表更多是各个银行支付业务条线的主管，但新股东代表我们希望是银行领导层成员，甚至就是银行CEO。
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我们希望站位更高、视野更广的银行高层进入董事会，能够充分代表所在区域市场发声。
责编 | 要琢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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